1958年9月12日，一位名叫杰克·基尔比的年轻工程师在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的实验室里成功把电子器件集成在一块半导体材料上。
（来源：微信公众号“能荐”作者：北岛）
这一天被视为集成电路的诞生日，当年仅35岁的基尔比也被后人称之为“芯片之父”。而集成电路的诞生，不仅开创了硅时代，更宣告了信息化时代的来临。
当基尔比在实验室开创性地用硅制作分立器时，1958年仲秋的某日早晨，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一辆卡车从警卫森严的天津板桥农场驶出，向市区疾驰而去。
车上坐着两名年轻人，一位名叫丁守谦，28岁；一位名叫张少华，年纪稍长。
丁守谦此前是南开大学物理系助教，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电子光学专业研究生；张少华之前则是天津一所中学的物理教师。他们在一年前的“反右运动”被打成“右派”，从而到板桥劳教。
二人是幸运的，他们因为一项新任务从而摆脱了劳教之苦，并即将开始从事自己所热爱的物理工作。
但他们也未曾想到，一年后，丁张二人所在的天津601试验所“物理提纯组”竟然创造了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历史——中国第一颗硅单晶诞生。
中国半导体产业原本有希望与世界同步，但此后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在这个先进产业开花之后，未能结出硕果，甚为可惜。
不过，在中国第一颗硅单晶诞生后，天津在发展半导体产业上倒是掀起热潮。天津第一半导体厂，第二半导体厂，第三半导体厂等国营企业相继成立。
于1958年成立的天津市半导体材料厂和1969年组建的第三半导体厂，即为如今在中国光伏行业叱咤风云的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环股份”）的前身。
它的母公司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环集团”）的演化史，更是一部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进化史。
1、
在丁守谦被带离板桥劳教场的前十年间，西方国家半导体工业进行地如火如荼。1947年，美国人威廉·肖克利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只锗（ge）晶体管。
不到两年后，硅晶体管也在美国诞生。由于硅分布更广，实用价值高，以硅为材料的半导体技术很快在多个领域得到应用。
这股“硅研究热”也很快席卷到中国。一时间，中国从事硅材料研究的正规研究院所入雨后春笋般涌现。
但这个旋风竟然也刮进了公安系统。绝大多数人或许并不知道，中国硅单晶的诞生最初竟是为了满足公安系统提高技侦技术的需求。
按照公安部的要求，1958年9月，天津市公安局决定在玛钢厂成立“601试验所”，目的是建立一个公安技侦器材基地，研制小型发报机、步话机等。
研制公安技侦器材必须要用到半导体材料。当时，601试验所成立初始，曾组建了一个“化学提纯组”，既尝试过提取锗，也尝试过提取硅。
但化学提纯的效果并不理想，于是转向物理提纯法。
不过，困扰601实验室负责人宛吉春的依旧是人才问题。由于“反右运动”，当时天津市相关的人才多数在板桥劳教。
最后，还是时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江枫指了一条明路：“从板桥要人”。不久后，经公安部特批，丁守谦、张少华就此离开板桥。
后经二人推荐，又有几名“右派”被陆续从板桥调出，601实验所“物理提纯组”成立。当时，小组成员一共有七名专家，两名公安干部。
接下来，摆在这个“草台班子”面前更大的困难是，他们需要从零开始，在半导体行业中杀出一条出路。
但在那个资源匮乏，技术被封锁的年代，从零开始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物理提纯组很快遇到了一系列问题。
例如，硅的熔点是1420摄氏度，而锗的熔点才960摄氏度，更何况前者化学性质更加活泼，如何达到目标？
为了完成任务，丁守谦曾如饥似渴的嚼一本俄文版的《半导体冶金学》，还曾冒着政审不过关的风险去北京有色金属冶金院取经。
最终，他们在玛钢厂，花了不到半个月时间，造出了一台拉硅单晶的炉子。
由于晚上电压稳，物理提纯组成员于是选择在1959年9月14日晚进行试验。在出现多次故障后，试验最终在9月15日凌晨成功。
就这样，中国第一颗硅单晶诞生。
不过，按照当时国外的科技资料，硅单晶的纯度需达到5个9才能派上用场。因此，如何进一步提纯，这又是一大难题。
后来，601试验所不惜重资买来一台高频炉。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高频炉买回来后立刻被物理提纯组给拆掉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造出一台区熔炉。
直到1960年秋，物理提纯组最终成功将一根硅单晶的纯度提至7个9。
一年后，在由国防科委和国家科委联合举办的“全国硅材料研讨会”上，宛吉春带着纯度为7个9的硅单晶参加这个会议，立刻引起很大轰动。
在得知此事后，时任国防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笑着说：“这可是游击队打败了正规军。”601实验室从此名声大噪。
后经中科院半导体专家鉴定后，“601实验所”1960年的设备条件与产品纯度，已相当于美国1953年时的水平，中美在该领域的差距只相差7到8年。
事实上，在1960年3月，国家计委、冶金部正式批准在天津组建703厂（当时冶金部规定，硅的代号为703），601实验所变身为703厂。
经过几次更名，703厂在2002年又更名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六研究所。
十年后，当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遨游太空时，谁会想到，卫星上使用的太阳能电池正是天津703厂的产品。
2、
当丁守谦等人在601试验所创造出历史时，一位年仅20岁的河北蠡县青年刚刚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清华大学。
这位年轻人叫禄大新，他就读的专业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半导体专业。
禄大新是当初那个人才稀缺但百废待兴的年代中，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杰出代表。
自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正式建立起来的全国统一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制度（高考）开始为这个饱经沧桑的古老国度源源不断的输送现代化人才。
由于半导体在集成电路、消费电子、通信系统、照明、大功率电源转换等领域被广泛应用，因此它在信息时代的地位与日俱增。
彼时，世界半导体产业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后，欧美国家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除了在公安系统内掀起热潮外，半导体研究热也同步渗透到其他各大领域。在601试验所的基础上，天津市半导体产业如火如荼。
1958年，天津市半导体材料厂成立。次年，天津市手工业局更名为天津市电机工业局。后者即为中环集团公司历程中可最早追溯的单位。
在国家层面，为顺应工业建设发展，1958年，原一机部（机电）、二机部（军工）、电机部（即第一个三机部）合并组成新的第一机械工业部。
如果说天津市半导体产业起初是由一帮“草台班子”唱大戏，那么到上世纪60年代后，“正规军”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禄大新正是正规军中的一员悍将。1964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这位25岁年轻人进入到天津第一半导体厂工作，由此开启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半导体工作生涯。
同一年，“天津市电机工业局”再次更名为“天津市第二机械工业局”。
不过，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将中国再次深深拽入旋涡之中。1966年，“文革”开始，此后十年，一大批精英知识分子在这场动乱中遭受迫害。
风暴中，46所的“右派”初创成员们难逃厄运。除了张少华外，其他成员先后都被迫离厂，命运再次与他们开起了玩笑。
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才再次回归正常。
1977年，邓小平出任国家副总理，分管文教，主持恢复高考。恢复高考不仅改变了千万学子的命运，更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两年后，一位名叫沈浩平的四川年轻人迈入了高考考场，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兰州大学物理系。不过，禄大新和这位年轻人交集还要等到四年之后。
在沈浩平考入兰州大学的前一年，禄大新调入天津市第三半导体器件厂，该厂正是中环股份的前身。这位天津市半导体行业的权威专家很快走上了领导岗位。
禄大新为人低调，他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公司上。
在《国企掌门人——记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禄大新》一文中是这么评价他的：“对长期担任企业领导工作的禄大新同志来说，企业发展的每一步都与他巨大的付出相联系”。
事实的确如此。可以说，禄大新开启了中环股份的1.0时代。在公司，这位掌门人威望极高，这不仅体现在专业能力上，更体现在管理智慧上。
1998年，禄大新获得天津市劳动模范称号。当时，他获此殊荣时的身份是天津电子仪表工业总公司下属中环半导体公司经理。
对于如何推动企业发展壮大问题上，他更是颇具国际视野，在上世纪80年代初便开启了与外资合作的先河。
1984年，中环股份从日本富士电机公司引进生产线和技术，公司年生产玻封高压硅堆1000万支。
他对掌握先进生产力尤为重视。1999-2002年，中环股份先后投入资金3000多万元，更新设备，扩大生产规模，硅堆产量达到3亿支，销售额突破1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43%，位居第一。
该公司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也从2000年的4%提高至17%，世界排名由第五位跃升至第二位。2003年，公司再次投入1500万元，新增一条月生产能力20万支的高压硅堆生产线，生产能力达到了8.5亿支。
到了2005年，中环股份凭借着工业园项目，总产量达到17.5%亿支，工业总产值增加到20亿元，销售收入达到5亿元，高压硅堆的世界市场份额超过50%。
在高压硅堆领域，这家老牌半导体公司成为全球当之无愧的“王者”。这一年，禄大新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3、
中环股份正式成立是在1999年。这一年，禄大新已经60岁，已到了国企领导退休的年龄。
但经中环集团党委商议后，决定破格留用，他也是中环集团系统内唯一延期退休的企业领导。
直到2007年中环股份上市，68岁的禄大新仍旧出现在公司的高管名单中。
根据中环股份当年的年报，禄大新的职位是该公司副董事长，当时公司董事长为张旭光，总经理为沈浩平。
从禄大新到沈浩平，中环股份完成新老交替。
对这家老牌半导体公司而言，2007年是该公司的一个分水岭。如果说禄大新掌舵期是中环股份的1.0时代的话，那么沈浩平执掌期是2.0时代。
不过，在迎来属于自己的舞台前，沈浩平还需经过24年的历练。
沈浩平与中环股份的故事则要追溯到1983年。从兰州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这位成都青年也加入到了天津的半导体事业中。
此时，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到第五年。为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全面深化国企改革被提上了议程。
从1985年开始，当年的国企改革主要经历了三方面的改革：把原来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对国有企业实行政企分开，逐步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实行经营责任制等。
在此背景下，1986年，“天津市第二机械工业局”更名为“天津市电子仪表管理局。两年后，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普林”）成立。
天津普林的主营业务是专业生产与销售高精密度刚性印制板、高密度互连（HDI）印制板、刚挠结合板及铝基板等产品，同样于2007年上市。
关于沈浩平和禄大新之间的交集，外界并无太多报道。但当时中环股份的“中兴之臣”正是禄大新。
比禄大新年轻23岁的沈浩平是幸运的。
在国企领导中，禄大新极其重视人才培养。2000年，他还提出“抓好人才培养和储备，招聘百名大学生和社会各类优秀专业人才”。
彼时，当中国大量地方国企因始于1985年的深化国企改革举措频频倒闭时，中环股份在半导体领域的业务却蒸蒸日上。
由于禄大新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经营管理上，技术创新更多的交给了后辈。沈浩平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刚刚进入公司第二年，沈浩平就对区熔法硅单晶技术进行创新，开始研制3英寸及以上区熔硅单晶、CFZ硅单晶、变径区熔硅单晶、无旋涡缺陷区熔硅单晶。
凭借着这些技术创新，中环股份在半导体区熔单晶硅片领域综合实力排名全国第一、全球第三，国内市场占有率目前超过80%。
此后，中环股份更是成为中国首家拉制出6英寸和8英寸区熔硅单晶的企业。沈浩平后来被赞誉为中国晶体生长领域第一人。
“即使三十年后看，当时的很多生长理论都是对的，一直沿用至今。”沈浩平曾回忆说。
在出任中环股份总经理前，沈浩平是该公司旗下子公司天津环欧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下称“环欧”）总经理。
环欧主要从事半导体材料硅单晶、硅片生产，形成以直拉硅单晶、区熔硅单晶、直拉硅片、区熔硅片为主的四大产品系列，是中国硅单晶品种最齐全的厂家之一。
在风云变幻的产业形势面前，国企掌门人不仅要懂得顺势而为，更要具备风暴来临前的敏锐嗅觉。
不过，在公司正式成立后，中环股份很快会遇到一场产业风暴。
2000年后，电子显像管产业风向开始发生变化。美、日、韩等在显示器领域处于前列的国家正逐渐从传统的CRT彩电转向平板电视的研发。
平板显像管替代CRT（阴极射线玻壳显示器）将对中环股份的传统的高压硅堆、硅整流二极管、硅桥式整流器三大类高压器件业务造成冲击。
事实上，到2006年，CRT彩电制造商已经穷途末路，平板显示取而代之。当年曾经风光无限的CRT彩电生产商，几乎在一夜之间陷入困境。
在2007年的年报中，中环股份称：“目前公司的高压硅堆产品主要用于CRT电视机和显示器，用于该领域的高压硅堆产品存在生命周期风险。”
对初掌总经理权杖的沈浩平来说，摆在他面前的是如何带领中环股份在传统产业没落中转型突围。
4、
当CRT走向没落是，另一个朝阳产业太阳能光伏行业却开始异军突起。即便是沈浩平，或许也对这个新兴产业所迸发出的能量始料未及。
不过，凭借着强大的技术实力和敏锐的嗅觉，中环股份在沈浩平的带领下把握住了这个时代机遇。单晶光伏巨头在近十年间成为中环股份的身份标签。
在中环股份正式成立的第二年，一位名叫施正荣的37岁中年人放弃了澳大利亚优渥的生活条件，带着4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回国创办了无锡尚德。
2004年，当中环股份高压硅堆产销量跃居世界第一时，全球光伏产业开始全面爆发。
当年，德国重新修订的《可再生能源法》规定，根据不同太阳能发电形式，政府给予为期20年、每千瓦时0.45-0.62欧元补贴，德国私人太阳能投资迅猛发展。
后面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尚德电力强势上市，施正荣封荫“光伏教父”，并拿下中国首富宝座，一个属于太阳能光伏的崭新时代就这样开启。
在中环股份上市的2007年，是中国光伏产业造富运动最疯狂的一年。
这一年，英利、晶澳、赛维LDK等光伏龙头公司相继在美国上市，它们的创始人苗连生、靳保芳、彭小峰等人身家暴涨，跻身“首富”行列。
不过，此时的光伏产业仍十分脆弱，“两头在外”（原材料和市场）的市场格局让中国光伏行业如鲠在喉。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欧美国家能够轻易对中国光伏公司造成毁灭性伤害。
相对于民营光伏公司的集体躁动，偏安于天津的中环股份却定力十足。
2007年，中环股份实现营收约7亿元，净利润约1亿元。同期，尚德电力实现营收首次破百亿元，净利润为2亿美元。
彼时，中环股份在整个光伏行业内似乎泯然众人。但从2007年财报中可以窥见，当时该公司的业务方向实际上已经开始转向。
当年，这家半导体巨头的单晶硅棒和单晶硅片产品营收已分别达到2.2亿元和2.7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64.66%和47.43%，超过传统产品高压硅堆的1.65亿元。在其五个产品中，除了单晶硅棒和单晶硅片外，其他三个均同比大跌。
从产品结构上来看，当时中环股份还处于光伏产业链的上游，为下游提供硅棒和硅片。但真正“赚钱”其实是电池片和组件产品。
不管是出于体制原因，还是沈浩平的个人判断，中环股份成功躲过中国光伏产业两次“大截杀”。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中国盛况空前的光伏产业立刻陷入一片哀鸿，大批企业倒下；2012年，叠加金融危机的余威，欧美又祭出“双反”重拳，尚德、赛维等数百家光伏公司轰然倒下，更多公司垂死挣扎。
此时，沈浩平或许觉得时机成熟，从2012年开始大举扩张。
当年，中环股份联手法国石油巨头道达尔集团，与后者旗下拥有30年光伏发展业务子公司美国SunPower、内蒙古电力集团合资组建华夏聚光（内蒙古）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除了与SunPower联手，中环股份还与协鑫、东方电气，以及苹果公司都有合作，沈浩平甚至不惜将主导权让于对方。
凭借在单晶光伏领域强大的技术创新实力，以及沈浩平的掌舵能力，中环股份在此后八年间一跃成为中国光伏单晶技术路线的杰出代表，与隆基股份并称“单晶双雄”。
随着新能源业务的爆发式增长，该公司的体量早已不是半导体时代可比。
相比2007年上市首年，2019年，该公司的总资产、营收、净利润分别为491亿元、169亿元、9亿元，分别是2007年的32倍、24倍、9倍。
在业务结构中，新能源行业的比重已高达91.43%，半导体行业的比重仅为7.33%。
如果说禄大新为中环股份拿下半导体行业桂冠立下汗马功劳，那么沈浩平则带领该公司在光伏行业中披荆斩棘，闯下了一番天地。
和前辈一样，沈浩平也非常注重内部管理，这位单晶教父要求公司的干部都要看《经济学原理》，他自称自己深受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的影响。
“明白经济的基本规律，就会知道浪潮永远有落下的一天，而我们又不可能转到其它行业，所以企业要有二十年不失业的准备，企业家也不要过分眷恋闪光灯。”沈浩平在一次与媒体的交流中说到。
在他的心目中，其理想是将中环股份打造成像富士康、台积电那样，守住自己3%净利润。但不论是富士康，还是台积电，它们均是民企。
2020年，沈浩平已经年届58岁，他也迎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
7月15日，中环集团迎来新的节点，备受外界关注的中环混改大戏在这天落下帷幕，中国知名民营企业TCL科技摘得头筹，即将入主中环。
这一天注定将成为中环集团及中环股份所有员工必将铭记的日子，而借助“混改”的东风，中环股份也即将完成华丽转身，进入3.0时代。
不过，在这场大戏中，沈浩平扮演了何种角色外界不得而知。但摆脱体制桎梏后，他的理想或许能更进一步。
参考资料：
1.《国企掌门人——记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禄大新》
2.《天津半导体往事,从激情岁月到“三业并举”格局》
3.《沈浩平：本来如此》
4.《中环股份沈浩平：光伏三十年》
5.《一个终于公开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