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盛顿特区的政治后台，一场拉锯战正在进行——这场斗争不仅有机会改变美国绿能政策的强度与走向，更与稳坐光伏制造大国之位的中国企业们息息相关。
特朗普的政策及影响
前总统特朗普的一系列关税措施重塑了美国的外贸政策。2018 年，特朗普援引 1974 年《贸易法》201 条款，对进口的光伏电池和组件征收30% 的关税，随后每年降低 5 个百分点，为期四年，目的是保护尚在复兴之路上的本土光伏业者，使其免受主要来自亚洲的低成本进口产品的冲击。
此外，特朗普对包括逆变器和某些原材料在内的广泛中国进口产品征收 10% 到 25% 的 301 条款关税；針對光伏支架和安装系统的重要原材料—— 钢铁及铝，也分别课征 25%、10% 的 232 条款关税。
虽是为了提振美国制造业，这些措施却也带来本土业者所不乐见的副作用：关税使得许多业者面临更高的成本，减缓了光伏项目与可再生能源的部署。同时，对中贸易的紧张局势加剧，导致了超出光伏行业、触及全球供应链的经济影响。一些国家因贸易转移受益，而另一些国家则因海关通行受限而受损。
拜登寻找的平衡点
甫入白宫，拜登保留了许多特朗普时期的关税，展现强硬的中美贸易立场。针对反规避和反倾销/反补贴议题，拜登也并未手软，分别于 2021 年 8 月与 2022 年 6 月展开反规避、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今年五月，拜登針對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和柬埔寨，再次开启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初判结果预计于九月到十一月之间陆续公布。
另一方面，为了纾解这些关税对光伏行业造成的压力，拜登政府于 2022 年 6 月发起了为期 24 个月的关税豁免，目的是提供本土开发商和制造商一段时间进行调整，同时保持贸易合规压力以支持美国制造业。
今年 8 月 12 日，拜登将进口光伏电池的免税配额从 5 GW 大幅增加至 12.5 GW，再次反映了保护主义与本土需求之间的矛盾。
除了贸易壁垒，拜登的策略还包括对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大规模投资。通过基础设施法案、《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RA）之生产税务抵免（production tax credits, PTC）与投资税务减免（Investment Tax Credit , ITC）等政策支持，投入大量资金在光伏与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可持续国内供应链的开发中，期望逐步降低美国对外国进口的依赖，贯彻能源独立与经济增长的国家愿景。
共和党胜选：重返关税时代
特朗普的第二任期竞选提议包括对所有美国贸易伙伴提高 10 个百分点的关税，对中国进口商品则征收高达 60% 的关税。虽然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对钢铁、铝及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但这些新措施的范围可能带来深远的宏观经济影响，包括通胀大幅上升以及贸易伙伴的潜在报复。
对于严重依赖全球供应链的光伏行业来说，回归这种政策可能会扰乱组件、逆变器、其他必要材料，乃至于整个供应链的流动，进而提高光伏项目的成本，减缓可再生能源的扩展。
民主党胜选：力保新能源增长
候选人暨现任副总统贺锦丽尚未针对光伏发表具体言论，但民主党的胜选仍将示意着一个利于新能源发展的政策环境。《通胀削减法案》的大规模投资已为清洁能源奠定了基础，民主党的第二个任期可能会带来更积极的气候行动，包括扩大税收抵免及加强对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关注。
激励措施、关税窗口、免税配额的提升或许能短时间带动光伏业的发展，但亦有声浪质疑此路线是否能够在不产生对外依赖的情况下保持动能。相较于特朗普的简单粗暴，民主党选择的道路更加错综复杂，不仅涉及国贸动态，也与国内产业政策的成败息息相关，在全球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亦将充满挑战。
生产税务抵免
而对于正在考虑在赴美扩产的中国企业来说，其中一项当务之急便是要做好准备，以应对选举结果可能对生产税务抵免产生的影响至关重要。
特朗普历来反对可再生能源激励措施，若胜选可能会寻求修订或缩减 IRA 预算，从而减少或取消支持太阳能制造的补贴，或如前述对中国进口产品施加更严格的关税，这将增加运营成本并使中国企业更难满足 IRA 的本土内容要求。此外，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可能会优先考虑美国本土公司，使外国制造商获取补贴变得更加困难。
相较之下，贺锦丽更有可能继续甚或加强对新能源的支持，并与中国保持更为合作的贸易关系，因此有机会减轻关税变化的风险，对中国企业获取 PTI 补贴较为有利。
无论选举结果如何，中国企业可尝试在美国当地建立合作或伴关系，并保持对政策动态的关注、了解最新的政策动态和市场趋势，以进行适当的战略调整，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降低风险、把握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