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替代能源投资出现反弹，美国风能和太阳能公司发现自己面临强劲的竞争对手——在绿色产业拥有压倒优势的中国企业，而该产业原本是美国官员希望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主要潜力。
你肯定想不到，扶持这些中国公司的赞助人是世界银行(World Bank)。这家设在华盛顿的开发机构为中国提供了真诚的建议和丰厚的融资，帮助其挑战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这可能已经牺牲了美国的就业机会。
有时候，外界批评世界银行是美国施加外交影响力的工具，但是该机构深耕中国30年的历史却告诉了我们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一个机构帮助中国为某些政策和产业打下坚实的基础，而这些政策和产业被美国视为对其本国公司和工人的不公平，侵蚀着全球经济体系。世界银行通过不计其数的项目为中国企业提供直接贷款，供它们建立自己的专业知识，变得更具竞争力。世界银行已经为中国公司提供数百亿美元，后者从前者赢得项目的步伐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对诸如SolarWorld等美国企业来说，世界银行中国项目所带来的影响已经非常明显，因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出口的产品正在吞噬美国的市场份额。
卫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蒂姆˙布赖特比尔说：“当这些贷款用于资助那些导致美国产业受损、工人下岗的严重过剩产业时，你看到的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布赖特比尔是美国太阳能制造产业联盟的代理律师，帮助该组织赢得了针对中国制造商的反倾销案件。
2009年，无锡尚德从世行投资部门国际金融公司获得1亿美元的贷款。风电企业华锐风电也获得了世界银行的直接支持，后因倾销而遭受美国惩罚。
多年来美国官员一直在质疑中国的一些个别银行项目，但对世行在中国的投资大都持支持态度。
在2004年到2009年期间，美国人杜大伟(DavidDollar)曾担任世界银行中国首席代表、中国和蒙古局局长，后任美国财政部驻华财政与金融特使。他说，世界银行当时在寻找相对较小规模投资能让中国“壮大起来”的地方。当欧美企业和私人投资者在中国建厂或开展业务时，同样也采取了这一策略。
中国境内的任何外国投资者“知道他们正刺激中国国内产业与之竞争，”杜大伟说。
奥巴马总统钦定的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将深化世界银行与中国的关系。
最近，金墉谈到100名银行员工正加快中国政府请求的城镇化研究工作。此外，他还任命中国银行家蔡金勇(Jin-YongCai)为世行旗下国际金融公司(IFC)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在他上任后的首批倡议中，其中一个是为中国基金注资30亿美元，以投资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或许会帮助受援国，给世界银行带来丰厚的利润。它也可能会帮助中国企业在非洲和其他地方赢得世界银行的项目。
一项针对2000年以来世界银行项目中标结果的分析显示，受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资助的中国工程几乎都落入中国企业之手。该模式类似于从世界银行借款，本地注册公司赢得了很大的合约份额，这在很多其他国家很普遍。
但是，中国企业在境外做得也不错。根据银行数据，中国注册公司已经赢得了世界银行超过20%的投标业务，是其他任何国家的两倍多。
1979年美中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后不久，世界银行就很快开始了与中国长达30年的深度合作。银行官员常常炫耀这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成就。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世界极端贫困状况。银行官员表示，他们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来帮助中国解决持续存在的问题，如污染和气候变化。中国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功对世界至关重要。
不过，随着中国变得日益强大和成熟，世界银行的角色已经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灰色地带。
因为中国需要帮助，世界银行才在那吗?或者是因为给中国的贷款能够换来高额的利润，以支付银行薪金和行政费用?帮助中国减少碳使用能否证明世界银行的扶持项目是正当的，而这些项目有可能损坏其他国家的产业?中国承包商更愿意在世界各地最艰苦的地方作业仅仅为了更便宜的价格吗?
中国是世界银行的第三大借款人，自1980年以来共贷款近560亿美元，正在进行项目的有107个。在早些年，这些扶持还来自世界银行的分支机构国际开发协会(IDA)，该机构向赤贫国家提供低利率贷款或赠金，它的贷款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富裕国家。
10多年前，中国超过了国际开发协会借款收入门槛，世界银行停止了对华低息贷款。但是，一些美国人认为，中国——一个拥有太空计划和3万亿美元现金储备的核大国——不应该从任何组织接受援助，因为这些金钱和资源原本应该用来帮助那些无法自救的国家。
在经济增长目的的驱动下，世界银行“并不关心是否在以零和或负利益的方式做，如在全球倾销产品。”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总裁罗伯特?阿特金森说。阿特金森一直对世界银行的做法不满意，特别是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贷款事宜，这些金钱用于资助能源效率的改进，所以中国公司能够成为更具竞争力的出口商。
中国、美国和世界银行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美国是世界银行最大的出资人，在世行董事会拥有最大的表决权股份，因此世界银行的行长一职历来都是由美国任命。随着中国成为主要的借款人，以及世界银行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和打造高效城市，中国成为世界银行的主要研究对象。
有时，世界银行对中国的政策也持批评态度，同意美国关于中国需要加快经济开放、削弱国家角色和进行其他变革的观点，如此一来中国将成为更高效和更公平的经商地。
这些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通过高层次政策文件得以阐述，如《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呼吁中国在经济方向做出重大改变。该报告审视了中国到2030年之前的战略抉择，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六大战略方向应为：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加快开放型创新步伐;推进绿色发展，变环境压力为绿色增长，使之成为发展的动力;增进机会均等，扩大面向全民的卫生、教育和就业服务;加强国内财政体系及其现代化;将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与国际经济变化联系起来，与世界各国建立互利共赢关系。
项目层面，世界银行为中国大量的基础项目提供借贷，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件显示世界银行帮助中国奠定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基础。
世界银行帮助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国有企业融资系统，现在该做法因提供廉价信贷以推动出口而招致批评。它还帮助中国进口“微型超级计算机”，促进了该国的研究能力，中国工程师及时学习了如何复制。它鼓励中国重组某些行业，如汽车零部件制造，如此就可以“主宰国内市场并用作大力发展出口市场的基地。”
鉴于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丰富的资源和强大的组织机构，即使没有世界银行的参与，其经济也本应该沿着同样的方式发展起来。
熟悉中国组织工作的现任和前任银行官员说，早期该国需要什么东西一眼就能看出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经济杂绪无章，例如，银行官员必须设立基本信贷机构办理外汇，即使这些机构大多作为国有企业的贷款渠道使用。
“当时，我们只是忙着试图为教育、卫生和工业的增长创造基本条件，”前世界银行驻华首席代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教授鲍泰利说。“根本不清楚受益人是否会受到反垄断调查或国际监督。”
世界银行项目文件对于后期努力达到的目标和结果直言不讳，比如中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项目(CRESP)：“过去五年，中国在扩大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取得史无前例的进步。该国已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