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北京顺义区新国展，国际光伏展览会第一天。
门口安检时并未出现排队，场馆内参会者寥寥，十分冷清。尽管昔日的“光伏首富”尚德电力董事长施正荣前来捧场，但与此前展会他四处行走像巡视般的情形相比，已是大相径庭。
多家光伏参展人员表示，公司高层领导不是未参加，就是迫于面子“呆一阵就走”。行业的低迷，对行业展会的影响不言而喻，原定于今年12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Intersolar中国展将延期至明年。作为光伏行业窗口的展会呈现萧条，无不印证了光伏悲剧的蔓延尚未停止。
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光伏企业面临着亏损、裁员、倒闭、破产甚至光伏老板无奈跳楼。一系列的负面消息不绝于耳。笼罩在光伏企业家头顶的阴霾，始终挥之不去。
去年10月美国掀起“双反”浪潮后，又逐步扩散至欧洲，无疑将中国光伏产业推到了生死边缘。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曾对媒体表示，未来两三年内，光伏企业将超过30%被踢出局。
数年前，美国人迈克尔·曼德尔曾经写过《即将到来的互联网大萧条》一书，书中指出：旧经济像一辆汽车，可以开的很慢，甚至可以停下来，但并无大碍。新经济却如同一架飞机，它的速度慢到一定程度就会掉下来。
很不幸，历史的悲剧再一次上演。只不过这架飞机如今变成了光伏，它正面临坠落的危险。
光伏劫难
9月12日，天合光能宣布裁减管理层200名。
5天后，尚德电力宣布削减1/4光伏电池产能，1500名员工“绝大部分离职”。当日，赛维将部分房地产物业和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新余市政府，今年以来，赛维共计裁员5554人，占员工总数1/5以上。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最大的10家光伏企业债务累计已高达175亿美元，约合1110亿元人民币。
国内光伏巨头的裁员举动以及糟糕的业绩，让中国光伏产业被一片前所未有的悲凉所笼罩。
光伏巨头尚且如此，中小企业关停、破产更不在少数。今年初，浙江曾出现国内第一家申请破产的光伏企业——协成硅业。浙江太阳能产业协会秘书长沈福鑫告诉《能源》杂志记者，“未来将会有很多中小企业面临淘汰，这恰恰是此前一窝蜂上项目的恶果。”
这并非国内光伏企业的首次危机，但却是最严重的一次。梳理10年来，国内光伏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光伏企业此前大致还经历了两波危机。第一波是2005年原材料暴涨，导致企业成本激增;第二波则是国际金融危机，需求降低出口受挫。这两次均被随后而来的上涨行情所掩盖。
如今，既有上一波危机的延续，又有美欧对中国光伏“双反”的新压力。继美国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后，9月6日，欧盟也宣布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
据记者了解，国内光伏企业90%以上的产品销往国外，每年销往美国大约10%，欧盟销量最大占国内全部产能的70%，贸易金额超过200亿美元。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调查，将是迄今为止欧盟对中国发起的最大规模贸易诉讼。
英利集团董事长苗连生曾对媒体公开表示：如果欧洲大门关闭，对于企业将会是灭顶之灾。那么竞争优势将不复存在，约30万从业人员将受到冲击。
为何盛极一时的光伏产业，如此不堪一击?
有“光伏教父”之称的海润光伏(5.94,-0.02,-0.34%)CEO杨怀进向《能源》杂志分析称，我国光伏产业的过剩产能与国内应用市场开发的严重不对称，使得欧美等主要应用市场在面向我国制造业大门骤然紧闭之时，无法有效地实现市场转移，规避市场风险。
同时，经济危机使国外多数项目资金短缺而使需求更加不确定。而美国“双反”造成中国光伏企业几乎失去美国市场，欧洲“双反”使得行业更加风声鹤唳。
多年来，地方政府和企业扩张冲动引发的产能过剩，在需求下降的背景下暴露无遗。据专家介绍，2011年，全球光伏市场需求为20GW，而中国的光伏产能远远大于这个需求，产能供大于求的局面可见一斑。
杨怀进对此做了深入的分析和对比：2001年全中国的太阳电池年产能不超过2MW，而到2008年这个数字则超过了20GW，扩大了约1万倍之多，更为惊人的是这个数字到2011年则扩大到了2万多倍，也就是约50GW。
早期阶段的丰厚利润吸引了大量投资者蜂拥而入，政府的规划和管理措施没有到位，众多没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企业都随着卖方市场的浪潮趁虚而入，从而加剧了行业的无序发展，银行的积极信贷支持更是推波助澜，所以行业出现井喷式发展。
哈德森清洁能源投资基金中国区执行主席沈忠民，对中国光伏产业也深有体会。在他看来：中国光伏产业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便是成本分化不明显。“光伏行业与半导体行业相比，其实步骤和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很多企业家控制的不是价格，而是产能，他们主要靠产能来获取收益。” 沈忠民说。
总结10年来，国内光伏产业发展的轨迹不难发现：到2011年为止，尽管中国光伏上市企业数十家，但在诸多上市企业中，绝大部分都在延续一种简单的模式：“圈钱——后续生产规模再扩大——再圈钱”，真正用于技术更新和储备、人才培养、设备更新、管理模式创新等领域的投入少之又少。
因此，产品同质化、行业发展十余年来技术更替和设备更新缓慢、企业在人才方面的最大策略不是培养，而是同行间互挖墙脚恶意抬高劳动力成本，企业日益膨胀的规模与一成不变的旧式管理模式之间的严重不相称等问题，在光伏产业因资本的搅动而成倍膨胀的同时也日益突出。
资本出逃
8月初，浙江诚兴太阳能科技公司总经理李飞，因对保企业携款逃跑而跳楼身亡，也使其落得“2012年最悲惨的光伏老板”称号，致使业界一片唏嘘。
成也资本，败也资本。“行业好的时候，顺势而为从不拒绝;行业不好时，却抽身撤离。”在杨怀进看来，我国银行收紧光伏行业的贷款加剧该行业财务成本的上升，银行收贷将加剧企业现金流的危机，可能造成企业窒息而死。
整个9月，记者走访了英利、海润、国电光伏、凤凰光伏等国内多家知名光伏企业，企业家们普遍呼吁：面对光伏寒冬，银行应该相信光伏产业未来的前景，给予有实力的光伏企业相应的支持，而不是急着催债和搞“一刀切”式的停止放贷。
英利集团公共关系总监梁田在接受《能源》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欧洲“双反”落定，企业又缺乏银行的贷款支持，估计很少有企业能活到明年上半年。届时，停滞不前的中国光伏行业，势必给外国企业留下大量的生存空间，这恰恰是西方国家所愿意看到的结果。
与银行相比，市场最为敏感的莫过于各类投资资本。
几年前，光伏产业还顶着新兴产业的光环，受到资本的热捧。然而去年以来，盛极一时的光伏产业在上市融资中屡屡遭遇闭门羹。今年以来，只有隆基股份(6.37,-0.11,-1.70%)上市冲击成功，而折戟IPO的公司多达10家。
据统计显示，近三年VC/PE在光伏产业投资50.13亿元，随着IPO受阻，风险投资的规模也急剧下降。2011年7月5日以来的一年间，只有7家重要风投机构向光伏产业合计投资4.71亿元。而在此前的一年间，20家风投机构合计投资26.76亿元。二者比较，近一年VC/PE资本投资额同比减少82.40%。除了资本退出渠道不畅之外，光伏企业经营状况不断恶化也致使各类资本不断远离。
哈德森清洁能源投资基金是专注投资于可再生能源、替代燃料等的企业，其中国区执行主席沈忠民透露，该公司已经有一部分资金退出了光伏项目。
事实上，在目前等待上市的光伏企业股东名单中，不仅有鹏润投资、优势资本、九鼎投资等资本，还包括了一些地方性风投公司。这些被困在光伏产业中的风投，因为IPO遇阻，将不得不另觅退出之路，否则只能随着产业周期而被套牢。
而低端的光伏制造业，则是资本撤离的重灾区。在江浙地区，已有不少规模较小的光伏企业关门歇业。江苏省规模较大的中盛光电集团也因严重亏损，已宣布关闭硅片工厂。
2005年前后，在几多光伏发电补贴政策扶持之下，企业成功上市，新经济+资本市场快速成就了一批中国光伏企业家，让他们瞬间变为亿万富翁。一时间，光伏行业也被称为“印钞机”。
可怕的是，部分光伏企业家真的把它当成永远的“印钞机”，进入到最终连自己都无法控制的扩容轨道。杨怀进曾多次向记者提到一点，“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将一去不复返”。残酷的现实面前，光伏行业挣“快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光伏“联合体”
事物都存在两面性。由于企业停产、倒闭，恰好给行业整合带来了机会。
今年2月份，工信部公布了《太阳能光伏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到2015年形成：多晶硅领先企业达到5万吨级，骨干企业达到万吨级水平;太阳能电池领先企业达到5GW级，骨干企业达到GW级水平;1家年销售收入过千亿元的光伏企业，3-5家年销售收入过500亿元的光伏企业;3-4家年销售收入过10亿元的光伏专用设备企业。这意味着，将会有一部分企业进行扩容。
数月前记者在河南走访时，曾有一家叫林州中升的多晶硅企业，因销路无门而面临破产，曾寻求出售，但因产能和技术等因素，并未寻找到合适的买家。尽管寒冬尚未停止，但国内光伏产业正出现一种新的趋势：优势企业有潜在的扩容空间，同质化严重的中小企业则面临自行消亡的风险。
在国电光伏江苏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忠看来，如果出现好的资产，不排除收购的可能，但更多的会是一种合作关系。事实上，在国际市场屡屡受挫的光伏企业，把国内市场作为主战场的情况下，实行国企与民企的结盟，已经成为新的模式。
9月17日，国电电力(2.37,-0.01,-0.42%)公告称，其下属公司将与太阳能设备制造商海润光伏联手，将在青海、新疆、甘肃、内蒙古设立四家光伏公司。国电电力对四个项目公司的持股比例均为65%，海润光伏的持股比例为35%。本次合资建设的四个光伏电站容量共计69MW，总投资额为9.95亿元。
针对国电电力的这份公告，杨怀进告诉记者：由于国电在发电领域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他们双方早在去年就已经有了合作。
国电电力称，对外投资利用合资双方的优势互补，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在青海、新疆、甘肃和内蒙古地区的太阳能电站业务，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和长远规划，将为公司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
事实上，民营企业与国企的联合，一直都不乏存在。2009年，首轮敦煌10兆瓦并网光伏发电项目招标中，英利就与国投电力(4.41,-0.03,-0.68%)联合投出了最低竞标价格——每度0.69元，远低于最终确定的每度1.09元。而该项目的最终中标方，则是阿特斯与国电电力联合成功竞标。类似的“联合体”成为当年竞标的主力。
金融危机之前，光伏产业一直是中国民营企业投资的热点。时光回到2001年，施正荣创办尚德电力时，国有资本在光伏领域几乎一片空白。2005年到2006年间，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民营光伏企业多达11家。在民营经济强省浙江，就聚集了中国四分之一的光伏企业。随着国企大举进军，光伏发电领域国企的影子也越来越多。
这是否意味着新的国进民退?
徐忠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无论是央企还是民企，双方的优势可以互相结合。因为行业比较年轻，技术更新很快，需要有民企作为补充，相对而言他们的反应速度较快，作为央企可能做电站运营有优势，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不是说国企要把所有的制造板块都纳入到公司，可以通过合资的方式共同进步，双方的资源互补，毕竟还解决了很多的就业。”整体来说，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国企将会在光伏产业的下游占据主导地位，民企的优势还在中上游。
多元化布局
在与企业家的交流中，除了上述“联合体”模式之外，记者听到最多的概念是：分布式发电。所谓分布式发电，通常是指发电功率在几千瓦至数百兆瓦的小型模块化、分散式、布置在用户附近的高效可靠的发电单元。
徐忠向记者介绍说，未来的光伏市场必将是一个细分市场。目前，国电光伏除了在西部青海、甘肃等地有常规的大型地面电站，同时还开始分布式发电项目的投资，尤其是在建筑一体化和屋顶。
与大规模地面电站相比，分布式发电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有限的面积上，达到发电量最大。发电量越大，电站收益就越好。
在分布式发电领域，另一个不容忽视的方向是光伏产品在农业的应用。在光伏应用领域，由于占地面积、地貌、环境、并网等条件的限制，我国大型地面电站多数分布在青海、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发展较为缓慢。我国“十二五”规划提倡分布式光伏系统的发展，提倡光伏与农业、工业相结合的发展方式。
对此，凤凰光伏高级副总裁张琢告诉《能源》杂志记者，国内市场将面临一个停滞期。光伏产业应该属于第二产业，它的发展最终是要依托于工业和农业。
2011年，凤凰光伏就论证了分布式发电是民营企业的竞争优势。凤凰光伏采取光伏发电与传统农业相结合的方式，在中国的蔬菜之乡——山东寿光，建设了20KW光伏大棚示范电站，实现了新能源与农业的结合。
今年5月，凤凰光伏子公司上海凤之阳能源公司与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南蔡乡举行太阳能设施农业一体化示范项目签约仪式。在南蔡乡投资兴建太阳能设施农业一体化项目，总投资约15亿元，计划用地1万亩，建设2500个专业化生态大棚，装机容量约为100MW，项目在“十二五”期间分3年进行建设，将拉动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
在小型光伏系统应用领域，凤凰光伏自主研发的光伏微电网系统在安阳市进行了应用，分别建成了安阳市实验中学20KW与南流寺村15KW的光伏微电网系统。其特点就是在并网条件不成熟的区域，以微电网的形式使用光伏发电系统;在光伏系统发电不足时，实现市电与光伏发电的无缝自动切换。
而光伏发电无论是大型地面电站，还是分布式发电。面临的核心困难，在于光伏电能的并网难题。很多企业已经投资兴建了光伏电站，但发出的电能却入不了主干电网，致使目前企业很难有积极性继续对光伏电站进行投资。
对此杨怀进建议：政府应重视并实抓我国电网的改造建设工作，为未来以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电力接入电网服务民生做好基础准备。只要有光伏发电就要有保障接入电网和电价。
另一个必须跨越的障碍是，储能技术在光伏发电环节的应用。此前，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极力强调储能的重要性。在发展太阳能发电技术的同时，要特别重视储能技术，这样太阳能发电才能成为能源中重要的组成部份。
“随着太阳能发电成本的下降，太阳能发电在整个电力行业中的比例继续增加，若储能技术以及储能电池跟不上，未来太阳能发电的发展将会受阻。”高纪凡解释道。
不难发现，在未来的光伏市场竞争中，储能技术将不亚于光伏发电技术。发电技术决定光伏产品效率的高低，储能技术则决定光伏产品效率的长短。
杨怀进认为，无论是大型地面电站还是分布式发电，从光伏发电成本，国家能源安全性和实施经济能力等方面看，中国光伏市场已是全世界最大最现实的市场了。“政府不应该看着这个产业彻底没落，而应该出手相救。”
记者获得的最新消息是，国家能源局计划在每个省进行500兆瓦的分布式应用项目，以求打开国内市场。如果按照31个省市计算，这将意味着至少有15GW的应用市场等待释放。而去年中国全年出货量也只有23GW。
如今，持续了一年的光伏寒冬尚未结束，国家已经拿出了一块巨大的蛋糕，等待光伏企业的分食，这将是外销转向内销最大的利好政策。那么谁能活到最后，谁将成为这场危机之后的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