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资本及技术密集的多晶硅，不难发现何以中国太阳能产业，在短期内产能规模化，快速超过全球其他领域，甚至被认为是快速炒热太阳能产业，中国厂商也陆续前往国际资本市场挂牌，风光一时。
但如今，由于全球整个供应链都处于高度竞争市场环境之中，中国光伏供应商持续遭受冲击。2012年上半年极具挑战的市场环境、多国削减光伏补贴导致的暗淡前景以及美欧与中国上演的贸易战导致生产停滞。虽然少数制造商能够维持合理的利用率水平，但是大量的多晶硅工厂依然停工，意味着2012年第二季度中国多晶硅产能平均利用率低于50%。主要受最近美国决定对中国产太阳能电池征收惩罚性关税影响，很多中国供应商增加了来自台湾和中国大陆以外地区太阳能电池的进口，导致国内太阳能电池产能利用率同样出现下降。第二季度产品价格持续下滑，光伏组件价格进一步下跌7%，这对于已经承受巨大压力的中国供应商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而为了重塑中国光伏供应商的信心，帮助其实现能源标准，中国已经将长期光伏装机目标翻番，到2020年达到50GW。基于中国推出上网电价补贴以来其在较短时间内取得的成就，这一宏伟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中国政府这一举措也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将力挺国内光伏产业。
纵观现在国内光伏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的角色，不仅不是光伏产业的“救星”，而且是光伏产业陷入如今困局的罪魁祸首。
首先，在现行政绩观指导下，好大喜功成为地方官员的通病。光伏产业投入大，既能创造高额GDP，又具有保节能的概念，符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政策要求，遂令地方官员趋之若鹜，纷纷将光伏作为重点产业来发展。青海格尔木、黑龙江绥化、江西新余、河北保定、江苏无锡纷纷宣誓打造“光伏城”。
其次，地方政府为光伏产业的过度发展提供了错误激励。中国光伏产业迅速崛起，不是因为中国光伏企业的技术如何领先，而是因为中国的污染成本极为低廉。不仅如此，地方政府还常常为光伏企业提供大量的电费补贴，而电费是光伏企业主要的成本因素之一。由于这样的扭曲激励，中国的光伏企业拥有了欧美企业难以奢望的成本优势。国内光伏企业普遍采用电弧法用炭还原制取低纯度的工业硅，然后作为工业原料常常以1美元/公斤的极其低廉的价格卖到国外，工业技术极为简单，却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资源，从生产工业硅到太阳能电池全过程综合电耗约220万千瓦时，同时带来极为严重的环境污染。2011年晶科能源在海宁的工厂就因为污染问题引发群体性事件，生产线被迫关闭。国内太阳能电池98%用于出口，相当于大量输出国内紧缺的能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光伏企业是“黑了中国的环境”去帮助欧美国家实现“绿色”。
在地方政府的助推下，光伏产业在中国出现了明显的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为今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中国2011年的光伏组件总产能达30GW，而全球装机量预计只有20GW，产能过剩问题严重。
再次，地方政府阻碍了光伏产业的“优胜劣汰”。由于地方政府出于形象考虑，不愿意自己支持的光伏企业倒掉，遂动用公共资源为光伏企业提供支持。结果，那些本应自动出局的企业得以苟延残喘，这就无法消除过剩的产能。最终，所有光伏企业都在地方政府卵翼之下痛苦地煎熬。除了面子因素，光伏企业也绑架了一些地方经济和财政收入。2011年1-5月，赛维LDK在新余高新区纳国税40412万元，纳地税19975万元。所纳国税占高新区光伏企业纳税总额的93.6%，所纳地税更是占到96%，是全市居首的纳税大户。据《南方周末》报道，赛维实际上已经申请了破产保护，但却被江西省政府驳回，因为江西无法承受这样一家大企业的倒掉。
说到赛维，从新闻的角度讲，目前光伏产业最具亮点的莫过于“赛维”的困境。其中最亮点的新闻莫过于：7月12日，新余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市人民政府关于将江西赛维LDK光伏公司向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偿还信托贷款的缺口资金纳入同期年度财政预算的议案。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指责赛维“绑架政府”者有之，质疑“财政资金是用来提供公共服务的，不能用来发展某个企业”者有之，质问一级政府是否享有这样决定权的亦有之，更有“老表”说：“赛维”是个无底洞，政府也该问问我们是否同意。是的，对他们来说，这毕竟不仅仅是新闻，这是一个让新余市老百姓从兜里掏出5-7个亿真金白银的事实，这是一个严肃的经济行为。既然是经济行为，就必须有目的，有手段，有好的经济结果，否则就是在开新余市老百姓的玩笑。
赛维曾经是中国新能源企业的优秀代表不假，赛维过去几年为地方财政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也不假。然而，在中国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前提下，如果因为赛维出现了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例如2万员工的安置问题、社会上百亿的融资谁来承担问题、新余市政府有过的信用支持如何化解等问题，又当如何解决?财政专家也称，这种关乎国有资产损失，更关乎一方社会稳定的大事，财政出手也是说得过去。想起类似的事情过去发生过，现在还有发生：2004年中国证券公司全行业亏损，为了避免带来大的社会波动，中国政府有过动用社会财力实施救助的过去;而救助当前处于“欧债危机”中的欧洲更是一个切近的实例。如此看来，新余市的做法也还说得过去。
然而问题是，中国对证券公司的救助，通过入股的市场方式，让被救助的公司上市了，政府、企业、社会“皆大欢喜”。欧洲的救助还在博弈之中，救助可以，但希腊必须向市场的游戏规则低头。而对于新余的做法，问到的财政专家还有一句重要的话：出手之前要有预案，后续手段要有结果。
中国正在改革的进程之中，时髦的话是已经进入“深水区”，个别地方政府不顾民意，不顾市场准则的“善举”势必将被永远封存。同理，新余市的行为不可以是慈善行为，必须是市场行为，如果在行为之前没有考虑清楚，现在必须考虑“赛维”完整的处置方案。赛维的问题，是一个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典型案例，是一个如何处置在境外注册、境外上市、在境内经营的民营资本的公众公司会给一个地区带来安定问题的案例，是在拷问新余市政府的智慧。
但如果冷静分析一下全球光伏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不难理解这场危机的必然性。地方政府在前期通过扭曲性激励导致了光伏产业的过度投资，如今又试图以阻止企业破产的方式影响正常的优胜劣汰。从单个光伏企业来看，地方政府的确是他们的救星;但放大到全行业来看，地方政府实则“罪魁祸首”。
